雖然中國在燃煤電廠綠色改造方面已經遠遠走在了美國的前面，但是要想成為全球清潔能源模范領袖，中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當今世界，美國退出《巴黎協定》，中國可能就此成為全球環境行動的領導力量。客觀地說，中國雖然有能力在氣候變化問題上扮演領袖的角色，但是想要完全彌補美國留下的領導力缺口，恐怕難度很大。因為中國中央政府的要求在落實到地方時總會出現各種偏差，所以很難確保能夠從上至下地貫徹中央的環保承諾。
中國政府在環保方面的投入不可謂不大，從政策到資金都是如此，就拿碳排放大戶的能源行業來說，2016年，中國可再生能源(水力、風力和太陽能)發電總量達到了153TWh，與德國186TWh的可再生能源發電量基本持平。
國際能源署預計，至少在2040年之前，煤炭仍將是全球主要的發電燃料，南亞與東亞地區煤炭消費量還會繼續增長，而中國仍將是全球最大的煤炭消費國。
煤炭是中國最主要的能源來源，因此如何讓燃煤發電更清潔自然也成為中國環境行動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此，中國已經出臺了比歐美地區更為嚴格的燃煤電廠排放與能效標準，要求新建電廠每立方米氮氧化物排放量不得超過50毫克，而這個數字遠低于美國(95毫克/立方米)和歐盟(150毫克/立方米)的標準。比如，安裝超高能效低排放(HELE)設備會導致電廠前期成本高出20%到30%。對于享受政府補貼的大型電廠來說，消化這部分成本并不困難，而小型電廠則負擔不起了。因此，中國現有燃煤電廠中仍然有48%屬于能效水平較低的亞臨界電廠。除電廠之間的技術差別外，欠發達的煤炭產區(比如內蒙古和寧夏)與臨海發達地區之間能效水平也有差別。巨大的地域差別也讓中國政府試圖在全世界面前展現的從上至下一致環保的形象大打折扣。面對中央的環保目標和地區經濟增長與就業需求，污染嚴重的地區常常會陷入兩難境地。
盡管存在上述差距，但是中國仍然為全球樹立了榜樣，證明了可持續發展不一定就是可再生能源與煤炭之間非此即彼的零和游戲。
和中國一樣，印度也已經成功地走上了向清潔能源轉型的探索之路。印度政府目前面臨的任務非常艱巨，不僅要保證3億無電人口用上電，同時還要達到《巴黎氣候協定》的環保目標。為了完成這些目標，印度試圖通過CCS技術來最大限度地實現煤炭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如今，越來越多的發達國家也開始積極探索清潔煤炭技術。為了完成《巴黎氣候協定》目標，全球第三大煤炭生產國澳大利亞計劃將現有燃煤電廠升級為超超臨界電廠，爭取將碳排放總量降低28%。而全球第四大煤炭消費國日本也已經在磯子區火電廠安裝了兩組能效為45%的高能效低排放(HELE)燃煤機組。2011年大地震導致日本核電站受損嚴重，為了彌補由此帶來的電力供應缺口，日本政府專門興建了這座磯子區火電廠。
今天的中國有可能成為全球環境行動的領導力量，但要想成為全球清潔能源的模范領袖，中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比如，安裝超高能效低排放(HELE)設備會導致電廠前期成本高出20%到30%。對于享受政府補貼的大型電廠來說，消化這部分成本并不困難，而小型電廠則負擔不起了。因此，中國現有燃煤電廠中仍然有48%屬于能效水平較低的亞臨界電廠。除電廠之間的技術差別外，欠發達的煤炭產區(比如內蒙古和寧夏)與臨海發達地區之間能效水平也有差別。巨大的地域差別也讓中國政府試圖在全世界面前展現的從上至下一致環保的形象大打折扣。面對中央的環保目標和地區經濟增長與就業需求，污染嚴重的地區常常會陷入兩難境地。
盡管存在上述差距，但是中國仍然為全球樹立了榜樣，證明了可持續發展不一定就是可再生能源與煤炭之間非此即彼的零和游戲。
和中國一樣，印度也已經成功地走上了向清潔能源轉型的探索之路。印度政府目前面臨的任務非常艱巨，不僅要保證3億無電人口用上電，同時還要達到《巴黎氣候協定》的環保目標。為了完成這些目標，印度試圖通過CCS技術來最大限度地實現煤炭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如今，越來越多的發達國家也開始積極探索清潔煤炭技術。為了完成《巴黎氣候協定》目標，全球第三大煤炭生產國澳大利亞計劃將現有燃煤電廠升級為超超臨界電廠，爭取將碳排放總量降低28%。而全球第四大煤炭消費國日本也已經在磯子區火電廠安裝了兩組能效為45%的高能效低排放(HELE)燃煤機組。2011年大地震導致日本核電站受損嚴重，為了彌補由此帶來的電力供應缺口，日本政府專門興建了這座磯子區火電廠。
今天的中國有可能成為全球環境行動的領導力量，但要想成為全球清潔能源的模范領袖，中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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